武大图书馆诬告案 | 男性不是一种性别，更是一种处境

围绕“武汉大学图书馆性骚扰事件”的舆论风暴，再次暴露了在性别问题上，社会话语权向女性倾斜的倾向。2025年7月25日，该案一审宣判，法院认定无法证明男生肖某某针对特定对象实施性骚扰，驳回女生杨某的指控。然而，从2023年10月11日事件曝光至今，无论是高校官方通报，还是网络舆情，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预设了“男生有罪”的结论：肖某某不仅被记过处分，其私人照片还被制作成花圈、遗像，成为“富二代性欺压女生”的谈资，全家遭遇网络暴力，最终导致当事人被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，精神病院建议收治入院搜狐。在这样的社会生态中，女性的一次指控足以迅速定性，而男性却要花费数月乃至数年，才能在法庭上排除这样的“既定事实”——迟到的正义，不是真正的正义。

在长期思想文化的熏陶下，女性在受害者身份的叙事上天然占据道德高地；任何涉及“性骚扰”“性侵”等标签的民事或刑事指控，都极易引发公众的广泛同情和声援。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种“集体预设”：在法律程序开始前，舆论已经将男性定罪，男性唯有耗费巨大的时间、金钱和精神成本，才能逐步还原事实原貌并获得无罪判决。这种“舆论先行、司法滞后”的局面，使得男性在社会处境上处于极度被动的防御状态——既要防止名誉受损，又要不断收集与指控相悖的证据，以对抗公众舆论的单方面定性。

司法公正的基石在于“无罪推定”和“罪刑法定”原则——即在法院依法判决之前，任何人都不得被确定为有罪；任何犯罪行为，必须以法律明文规定为依据，并由证据确实、充分地证明。然而，当极端女权主义盛行于社交媒体和部分舆论场时，这些原则往往被置于次要地位：对女性的指控，一旦贴上“性骚扰”或“性侵”标签，便自带“真相即证据”的光环；而男性则被迫承担“举证自己清白”的重负。对此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》第12条明确规定：“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，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”，并在第162条第3款确立了“证据不足无罪”原则。但在舆论和某些基层执法实践中，男性“必须自证无罪”的逻辑，却时常被暗中强化，导致无罪推定原则名存实亡。

值得警惕的是，造成这一切的极端女权主义并非源自理性诉求，而是在追求女性权益的表象下，演变为一种“追求女性特权”的偏激文化，向社会的各个角落渗透。它不仅将无罪推定原则和罪刑法定原则置之度外，还在文化、教育、媒体等领域构建一套“女性优先、男性次要”的新型偏见。习惯性将所有性别问题归咎于男性，不仅割裂了男女合作解决问题的可能，也加深了社会的性别对立。

极端女权主义的扩张，并非一朝一夕之功，而是在原本理性、中立、温和的女权主义者和男性旁观者的不断退让中逐步形成。许多理性声音本可在事件初期对极端言论进行制衡，但因担心“打压受害者”、被扣“污蔑女性”帽子而缄口，选择沉默或模糊立场。这种“沉默即默认”的态度，为性别对立的话术提供了土壤，使得极端女权主义的论调愈演愈烈。当主流话语场对女性指控一味放行，对男性维权则贴上“反动”“厌女”的标签，公共讨论就再无对立双方平等发声的可能。

面对这种局面，男性必须团结起来，主动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与人格尊严。唯有建立起彼此支持的维权网络，才能在舆论场与法律程序中获得应有的话语权；唯有持续推动社会对性别平等的理性对话，才能让“性别平等”真正回归“平等”本义；唯有倡导并践行以事实为依据的评判标准，才能在舆论与司法之间，筑起一条通向公正的坚实桥梁。

面对类似事件，我们可以怎么做？

1. 坚持自我、决不低头。放弃息事宁人的心态，切勿试图以道歉、赔偿的方式换取谅解，以防成为对方要挟自己的把柄；化被动为主动，将自己置于诬告受害者的地位，获取公众支持。
2. 保全证据、及时报警。包括但不限于现场监控、聊天记录、录音录像、证人证言、诊疗证明等，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并保存报案回执。
3. 聘请律师、谨言慎行。选择具有性侵性骚扰领域经验的律师团队，科学评估指控事实和法律风险，制定应对方案；在律师指导下，谨慎对外发布言论或资料，避免因过激言辞或泄露个人隐私而招致新的法律风险。
4. 依法反诉、主张赔偿。在诬告指控被依法驳回后，可考虑对恶意诬告、侵犯名誉权的个人或组织提起反诉，要求赔偿精神损失与实际损失。

男性并非天生的“加害者”，却在性别问题中不断被置于防御和自证的困境。唯有通过法律武装、群体行动和理性对话，才能让“性别平等”回归到真正的平等——以事实为依据，以法律为准绳，平等地保障每一个人的合法权益。